至於中國民國領土範圍，草案也明定範圍為「憲法效力所及地區」，刪除「固有疆域」字眼。

而且之後要怎麼計算我的報酬、要如何看待我這個律師，也都需要重新考量，畢竟我是第一位要求登錄的外國律師。我覺得這個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壓制，而是日本女性大多偏向喜好以家庭為主的生活態度。

對外國律師模糊的身分界定 在日語上，律師就叫做「辯護士」，也就是說「辯護士」就是「律師」的日語翻譯。我為什麼能敏感的察覺到她不是說來自台灣的「辯護士」，而是強調「律師」，是因為事實上日語根本沒有「律師」這個說法。只有當日本律師提到這個費用我可以報銷、這個可以用公費時，我才會報公帳。這樣的回答其實很暖心，簡直是好老闆代表，但我只能說日本人無法了解我的企圖心與野心。不管是再優秀的人，甚至是女律師，如果有了家庭與孩子之後，能夠投注在工作的精力就會大幅減少，她們甚至會跟事務所簽署特別的工作契約，盡量減低工作的時間，也不追求更高的位置或報酬，只為了能夠照顧家庭。

但在日本事務所不一樣，這裡還是由日本律師主導，也是由日本律師與當事人接洽，我只能參與中間部分的工作。但日本人普遍保守的性格，做出任何改變似乎非常需要時間，即使在我提出時沒有反對，但也沒有人為我積極的處理。「只是讓大家花旅費集合在一起，未免太浪費。

既然機會難得，就請他們報告在各地實踐的情況，收取參加費吧。雖然確定事業內容為學堂、發送資訊，以及投資各地事業等，卻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。廢校再利用的案例絕不罕見，但幾乎都是地方政府編列預算委託經營。最終決議以四大主軸來推動聯合事業，分別是在後進地區創造事業的「人才培育」、留下各地行動過程紀錄的「發送資訊」、將各地有成果的事業相互推廣到其他地區的「橫向開展」，以及結合針對地區事業所需資金提供投資和融資的「金融」

她談到自己想要以比較不會折磨身體的方式工作，但她卻從未認真改變自己的習慣。」問及安非他命對她的作用時，桑塔格說：「它讓我擺脫了吃飯、睡覺、上廁所，或與其他人交談的需要。

」 桑塔格通常先躺在床上伸長雙手寫草稿，然後才移到書桌上，在打字機或後來在電腦上打出接下來幾次的稿子。她在1959年的日記上寫道：「寫作就是消耗自己，以自己為賭注。我把寫作想成就像在氣球、太空船、潛水艇或衣櫥裡一樣，到杳無人跡之處真正集中注意力，聆聽自己的聲音⋯⋯不接聽電話或不外出晚餐都取決於我。她怎麼安排這一切？部分是避免一些傳統的母親義務，例如烹飪，1990年她向採訪者開玩笑說：「我不為大衛做飯，只為他加熱。

Photo Credit: AP / 達志影像 桑塔格的另一大障礙就是孤獨：她非常喜歡社交、熱愛對話、厭惡孤獨，她知道這對作家是不利的特性。她的丈夫比她年長十一歲，是社會學講師，兩人初識十天後，他就向她求婚。」 鼓吹吸食大麻的 《興奮時光》（High Times）雜誌1978年採訪桑塔格，問她 寫作時是否吸食大麻，她答道：「我寫作時服用Speed（安非他命的俗稱），和大麻正好相反。桑塔格的兒子說，她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依賴德塞美寫作，一直用到1980年代為止，「不過劑量逐漸減少。

我可以在室內一坐二十小時，不會感到孤獨、疲倦或無聊。」 她的兒子大衛．里耶夫（David Rieff）後來寫道：「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桑塔格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『飢渴』（avidity）。

沒有她不想看、不想做，或不想了解的事物。1959年，她離了婚，帶著七歲的兒子搬到紐約重新開始。

她在 1987年說： 卡夫卡曾幻想在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工作，每天兩次有人會把飲食送到門外。她年輕時在亞利桑那州土桑（Tucson） 市的文具和賀卡店裡閒逛，發現了現代圖書館（Modern Library）出版公司出的書，此後就決心要擺脫「我的童年，那漫長的牢獄」，逃往她所崇拜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世界。德塞美是結合了安非他命（可提振情緒）和巴比妥酸鹽（可抵消安非他命的副作用）的藥物。多年後她說：「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不能過我想過的生活，我從沒想過自己可能會遭到阻礙⋯⋯我抱著非常簡單的觀點：人如果一開始懷著理想或抱負，到後來卻沒有做他們夢寐以求的事，那是因為他們放棄了。她在1970年的日記中寫道：「再一次，我把生活當成活力層次的問題——而且更甚於以往。」（在另一次採訪中，她說大衛「穿著大衣長大了」，她指的是放在床上，她帶他參加所有聚會時所穿的大衣。

寫作對她而言，意味著變瘦，讓她背痛、頭疼，手指和膝蓋也都疼痛。她喜歡引用劇作家寇威爾的話：「工作比遊戲更有趣。

隨著時間的更迭， 她的動作也越來越慢：她花了五年時間，才完成了1977年劃時代作品《論攝影》（On Photography）的六篇文章。她似乎需要這種有點自我毀滅的過程。

」她從不懷疑哪一個對她才是正確的選擇。之後，她至少有了一些可以更改的依據，而她也會重寫很多次，通常要花幾個月的時間，經歷十至二十份草稿，才能完成一篇文章。

」 桑塔格無窮無盡的好奇心讓她的文章穿插了大量引證和附註，雖然極具權威，但也使她很難靜下來寫作，儘管她認為最好能每天都寫作，她自己卻一直辦不到。因此如果我寫作時服用安非他命，一定會設法限制用量。他說：寫作時越孤獨越好。」她認為只有逼自己長時間努力，才能獲得最好的想法。

」桑塔格自己也明白這種飢渴的價值。我的寫作非常費力而痛苦，而且初稿通常都很糟糕。

） 桑塔格後來和作家西格麗德．努涅斯（Sigrid Nunez）談起她發瘋似的寫作，說她只是想要推動它：「在寫《恩人》時，我一連好幾天沒吃飯、睡覺或更衣。我讓大衛站在旁邊，為我點菸，而我則一直在打字。

到最後，我甚至連停下來點菸都不行。」她說，最難的部分是寫出初稿。

有朋友半開玩笑說，她「每週看二十部日本電影，讀五本法國小說」。文：梅森．柯瑞（Mason Currey） 蘇珊．桑塔格（Susan Sontag, 1933-2004） 桑塔格在1978年接受採訪時說：「到了某個階段，人總得在生活與計畫之間作抉擇。雖然桑塔格起初對於大學知識分子的生活很興奮，但是這段婚姻缺乏熱情。她似乎要把壓力累積到幾乎無法忍受的程度，才能開始寫作——主要是因為她覺得寫作非常困難。

我喜歡和人在一起，不喜歡孤獨。她接了一個暫時的工作，在《評論》（Commentary）期刊擔任編輯，接著又擔任一連串的教學工作。

她往往要到最後關頭，才一連花上「漫長、熱烈、急切的」十八或二十、二十四小時趕稿，因為她視而不見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，不能再拖了。」（努涅斯補充說：「她寫《恩人》最後幾頁的時候是 1962年，大衛十歲。

」後來她又加一些段落：「我想要的是：活力、活力、活力。幾年之內，她出版了一本小說，並開始寫後來讓她成名的文章。